蔡元培的上海“朋友圈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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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22

将传统文化基因镌刻在城乡建筑中作者: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住房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的贯彻落实,将采取以下措施落实《意见》:一是科学编制规划。推进城市总体规划改革,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公共文化体系、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提出总体要求,提出包含文化设施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要求和分级配置标准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工作,提高保护规划的质量和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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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2年中进士,1894年成为翰林院编修时,只有27岁。

如此辉煌的科举经历,对于他,最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是成为清廷高官、重臣。

可是,待1898年戊戌变法实践发生之后,他对清廷非常失望,遂辞去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翰林院编修之职,返回绍兴办新学。

后又于1901年到上海,先在南洋公学任教,随即相继创办了中国教育会、爱国学社、爱国女学等。 正是在这一时期,他完成了从清朝翰林到革命党人的重大人生转型。

这种转变的完成,与蔡元培当时所处的时代、城市,以及他的朋友圈均有很大的关系,正所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等综合因素之结果。

“戊戌六君子”遇难之际即已对清朝不抱任何希望。

他认为“北京政府,无可希望”。

待他到南洋公学任教及随后创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之时,北京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及随后的“八国联军侵略北京”事件,清王朝的国际威望及在国人心中的威信都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。

“取满清而代之”的革命思想,在20世纪初已颇有市场。

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。 蔡元培正是在这一阶段转变成为革命党人的。 1843年正式开埠,随后于1845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租界。 上海租界就成了许多革命家传播革命思想、组织革命活动和躲避追捕的绝佳场所。

可见,蔡元培在上海完成从清朝翰林向革命党的转型,绝非偶然。 “十里洋场”中无疑更容易寻找到志趣相投之人,而这些不满清朝统治的文人聚集一处,相互砥砺,也更容易擦出思想火花。 为说明此事,我们不妨看看蔡元培这一时期的“朋友圈”,了解他结交的那些人。 1901年12月结识吴稚晖的。

当时是好友张元济请客吃饭,蔡、吴在宴会上相识。

两天后,蔡元培赴吴稚晖住处拜访,两人就此成了好朋友。

1865年生于江苏武进雪堰桥镇一小商人家庭,幼年的他终日在自家开的小茶馆里嬉戏。 茶馆招待文人墨客、三教九流,接触久了,吴稚晖也就颇通人情世故。 18岁即自设学馆授徒,26岁参加乡试时,主考官很赏识他的经学。

他的诗写得一般,但能别出心裁,用篆字写就,深获主考官青睐,遂中举。

“叛逆”。

一件事是,江阴知县过孔庙不下轿,吴稚晖认为父母官“非圣无法”,有辱斯文,遂率同窗钮永建等人向轿内投石块和砖头,砸得知县鼻青脸肿,喝令衙役将吴稚晖捉回衙门。 可是,按照大清律例,举人与知县同级,后者捉拿前者有违“王法”。 知县自讨无趣,只好向吴稚晖道歉,并用那顶轿子将吴送回,以此息事宁人。 另一件事是,江苏学政杨颐走马上任后,宴请亲朋时公然吃花酒。 吴稚晖认为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如此粗俗,有失体统,遂邀集田其田等人头插松枝胡萝卜,手持草纸,扮作一副滑稽相,在大庭广众之下拦住杨颐狂呼:“生员叩见大人,请赏花酒三杯。 ”说完故意跌倒在地,四肢朝天,引路人注目,出杨颐的丑。

1901年,吴稚晖到日本留学,他们有9名同学想转到日本成武学校学军事。 转学之事需要中国驻日公使担保才成。

可是,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并不愿意为他们担保,就借故推托。

1902年,吴稚晖一怒之下纠集了26名留学生,到中国驻日公使馆上访闹事,并对蔡钧嬉笑怒骂、讽刺挖苦。

蔡钧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。 他暗中勾结日本警局,拘禁吴稚晖等人一夜。

日本警察局还以“妨害治安罪”为名逐吴稚晖出境,并限当日即离开。

日警将吴押往火车站。

途中路过一孔桥,吴稚晖趁其不备,跃入河中,后被日警救起,硬行遣返。

临上车时,数百名留日学生为其送行,当时在横滨的梁启超亦赶来话别。 而任职南洋公学的蔡元培正好在日本考察教育,他怕吴稚晖仍想不开,会自杀,就决定提前回国,以陪伴吴稚晖。 两人间友情之深,由此可见一斑。 “排满”文章,大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,可谓畅快淋漓。 后来,人们将他与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张静江四人合称“民国四老”。 186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庭。 他受祖父及外祖父民族主义的影响,从小就种下了“反清排满”的思想种子。 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发起维新变法之时,他参与维新运动,为《时务报》撰写文章,鼓吹变法。 维新变法失败后,他被清廷通缉,流亡日本。

……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均曾师从章太炎。

他学问大,个性也强,天不怕地不怕,在《苏报》上撰文,公然骂光绪皇帝为“载湉小丑”。

他攻击清廷有“火力”,在革命党内部也很“不合群”,先是与吴稚晖不睦,后来与孙中山“政见不合”。

1915年,他曾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。

幽禁期间,袁世凯逼他写赞同袁世凯称帝的“劝进书”,他则趁机撰文大骂袁世凯“忽萌野心,妄僭天位,非惟民国之叛逆,亦且清室之罪人”。

袁世凯被气得七窍冒烟,而时人则钦佩章太炎之骨气,称他为“民国之祢衡”。

“考其生平,以大勋章作扇坠,临总统府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,并世无第二人;七被追捕,三入牢狱,而革命之志,终不屈挠者,并世亦无第二人。 这才是先哲的精神,后生的楷范。

”鲁迅先生眼界极高,章太炎先生能得到鲁迅先生这么高的评价,殊为不易。

“永不叙用”。

后李鸿章惜才,将其介绍给盛宣怀,盛宣怀聘其为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。

1902年,张元济参股商务印书馆,力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。

当时,正赶上清廷颁布新学制,各地急需新式教材。 蔡元培等人遂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,编辑国文、历史、地理等教科书,此举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编印教科书之先例。 “公私兼顾”,给予了蔡元培极大的“资助”。 1909年,蔡元培以翰林身份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。 当时,蔡元培拖家带口,公费资助入不敷出。

张元济遂与蔡元培签订合同,聘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海外编译员,除每月支付调查费外,蔡元培在德国所编译教科书均由商务印书馆付酬出版。

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,幼年靠拾破烂、拣煤块为生。 1873年,哈同只身来到上海,身上只有6块银元。 他在上海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沙逊洋行当门卫兼清洁工。 1864年出生在上海,她是一个中法混血儿,幼年丧母,生活艰辛。

为生计所迫,她曾给外侨做女佣,还当过卖花女。 但她在逆境中自强不息,坚持学习,学会了英语和法语。 哈同和罗迦陵结为夫妇之后,他们抓住一个偶然的机遇,迅速发财。

1901年聘请金山寺乌目山僧黄宗仰为其策划兴建私家园林。

园林历时8年建成,命名为“爱俪园”。

哈同全名欧爱司·哈同,罗迦陵字俪蕤,爱俪园,各取两人名中之一字。

不过,老百姓更习惯将爱俪园称为“哈同花园”。 1861年5月出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之家,其母赵氏笃信佛教。

黄宗仰受母亲影响,16岁时到清凉寺出家为僧。 黄宗仰博览群书,不仅深研佛家经典,还旁涉中外学说,并在琴棋书画、园林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造诣。 1899年,他更是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,发表演说,倡言救国。

1902年,黄宗仰和蔡元培、蒋观云、章太炎、吴稚晖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,黄宗仰被推为会长,蔡元培为事务长。

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事件之后,为收容退学青年,黄宗仰又设法募捐,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建了爱国学社。

1904年,蔡元培、陶成章、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,黄宗仰也是骨干成员。 1905年,同盟会成立,黄宗仰仍是会员。

黄宗仰曾游历日本,正赶上孙中山亦在日本,两人交往颇多,黄宗仰还提供经费给孙中山,以助其革命活动。 后黄宗仰在1919年主持复兴南京栖霞寺,孙中山带头捐款一万银元,以报黄宗仰当年义助革命之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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